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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当作人杰的博客

授人香草,手自留香;予人玫瑰,心自芬芳;善以待人,性自善良;平和处事,事事随缘!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关于我

中国作家协会内蒙古分会会员,先后在大小报刊发表诗文30余万字。散文作品《梦醒夜归时》获第十四届“新光杯”全国青年文学作品大赛佳作奖,2002年12月,诗《选择》获“文天祥”杯全国诗歌征文优秀奖。2008年1月在网易开博,先后撰写各类原创文章100多篇,受到博友的青睐。 一个比较传统的的人,但又能融于当世。乐观、宽容、幽默.......是我不变的追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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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年中国作家榜(续)  

2009-02-16 18:33:26|  分类: 网络文章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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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十多岁60后:杨黎,骂骂咧咧怀揣梦想
 
    2008年10月27日。成都,细雨纷飞湿人衣。
    头天晚上,杨黎和李亚伟、颜歌等一帮朋友喝酒直至深夜,等到聚会结束他晃回家时,已是凌晨两点。睡了大概八个小时,手机响起,杨黎被吵醒,等接完电话,睡意已经全无。
    是日下午,在位于宽窄巷子的白夜酒吧,杨黎接受了《怀尧访谈录》的专访,这是一次长达五个小时的对话。
    1962年生于成都的杨黎,成名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。诗人韩东曾说:“如果天上掉一块石头要砸中一个天才,那被砸的人一定是杨黎。”然而,在部分公众和媒体人眼里,这个“天才”声名欠佳,甚至是一个与文学无关的人。究其原因,这和他的几次策划有关。
    2006年赵丽华诗歌事件之后,杨黎为其打抱不平,在北京组织了一场名为“保卫诗歌”的朗诵会。会上,他的朋友、诗人苏菲舒出其不意的裸体而诵,一时间引来众多讨伐之声,事后有人指责杨黎是该事件的幕后主使;2007年1月23日,杨黎又把自己关进一个“与世隔绝”的房子,声称在整整一年时间内,他不上网、不打电话、不发短消息、不与人接触、不看书报,除了吃喝拉撒就只有写作。但是正好如同质疑他的媒体所料,杨黎很快丢盔弃甲——在那所冰冷的水泥房子里,他只待了十一天。
    对于这些广受诟病的事件,杨黎不愿过多解释,只是笑着说:“我不再相信‘是金子就会发光’这句话,因为地太深了,很多金子都会变成古董,所以还是需要折腾。”他更愿意聊的,是关于写作的话题。
“在我的阅读生涯中,大部分书是20岁之前看的,20岁之后,我就看得很少了。”最初,他看的是中国古典小说,后来开始涉猎外国文学名著,“找不到书看就满世界找人借。”
     初中二年级起,杨黎开始有意识的创作,而且上手就是长篇小说。具体写了多少字,现在已记不清,“反正写了很久很久,厚厚的一摞纸。”到了高考前夕,他满脑子想的是“赶紧毕业吧”,在他看来,学校生活是不自由的,“毕业后就可以自由的支配时间,开始专业写作。”更重要的是,读过不少文学作品的杨黎,“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大学问家了,认为念大学是浪费时间。”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,高考揭榜之后,杨黎名落孙山。
     从学校出来后,十七岁的杨黎就直接去了银行工作,并且一工作就是四年。期间,他继续小说创作,同时开始诗歌写作。但小说字数偏多,“我嫌麻烦,写了还要抄,所以更喜欢诗歌创作。”此后,他还认真阅读一些西方哲学专著,“比如梯利的《西方哲学史》之类。”
    一边上班一边创作的生活,杨黎感觉还是不自由,于是辞职。1983年,二十一岁的杨黎写出后来广受文学界好评的《怪客》,并结识了一帮作家朋友,开始创办地下文学刊物。
    时间水一样的流走,很快十年过去了。杨黎发现,整天和文学纠缠在一起,也不是办法,“没有钱呀,但是要吃饭。”1992年,刚满而立之年的杨黎下海经商。此时,他的想法明朗而坚决:“等挣够了十万,就转身回来写作。”此后,他和几个朋友合办广告公司。再后来,他跳出来单干,而且干得不错,“三年的时间,公司成了成都市十大广告公司之一”。
    但这并没有给杨黎带来成就感,相反,每当别人喊他“杨总”时,他竟会有些不知所措。“老实讲,内心深处不想成为商人,还是希望回到文学创作。”1997年底,杨黎痛下决心,关闭了公司。我问他,开公司的那几年,是不是挣了不少钱,毕竟公司都被评为十大了。杨黎摇头,“除掉各种乱七八糟的费用,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积蓄。”
    再次回到写作现场的杨黎,在感觉身心舒坦的同时,很快又遇到生存问题。情非得已,他给包括《南方周末》在内的一些媒体撰稿,“但从来不用真名,而且笔名也是不停地换。”在他看来,那些文章只是为稻粮谋,写得很矫情,“如果署自己的名字,现在肯定脸红。”
    2001年,杨黎只身去了北京,期间逢年过节才回成都。“到今年为止,我在北京呆了整整七年,但上班的时间,加起来只有一年。这是我一生中真正的专业作家的时代。”只是这个“专业写作时代”,他挣钱不多,还得靠女友接济才能过活。这期间,他出版了一本诗集《小杨与马丽》和关于第三代的专著《灿烂》。
    2002年底,杨黎完成个人首部完整的长篇小说《向毛主席保证》。“写这部小说的几个月,是我生命中最安静的时段。每天中午起床,喝杯凉水就开始写作。我的床和我的电脑在一间屋里,我从床上起来到电脑前坐下,移动的距离非常短,这使我在整个写作中还像没有睡醒:只有当我偶尔抬头,看见窗外明亮的阳光,才明白自己就算醒了也是在白日做梦。”
    《向毛主席保证》因杰出的叙述和诗性的语言,在文学圈内快速流传。遗憾的是,小说经过几家出版社都被退了回来。“究其原因,无非就是小说的名字。”不得已,杨黎将书名改为《少年烧》,“这样一来,又没有市场——啊,市场,多么了不起的怪物啊,它把我们时代的写作压迫得喘不过气。”灯光下,杨黎眼光闪烁,表情复杂,看得出,这个人很不甘心。
    2008年五月期间,曾经办过地下文学刊物的杨黎,决定自己“出版”这部小说,“算是对这些怪物的反抗。”小说限额印刷了300本,每本独家300元。“我为它们编上了号,从001到300,还为每本签上我名字,而且此书并永不再版。”截至目前为止,杨黎发出去的书有157本,买书的主要是他的朋友。收到的书款让杨黎支付了印刷费、还了一些债,“交了一年的房租和度过了千年难遇的地震”。这些书如果顺利卖完,杨黎将得到八万元的利润。
    “这些钱,会帮助我过上两年平静的日子。在这两年中,我会再写一本小说,然后再把它卖给朋友们。”我问他,如何看待目前作家在生存状态方面的两极分化,他说,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富豪作家不等于写得好,穷作家肯定不是因为写得差,——其实各有各的命。“我有我的快乐,作家不管穷富,都不要相互攻击。”
    对于自己的生活状态,杨黎总结后认为是“不自由”:“事实上,不光是我,我这一代人,实际上都很不自由,总是奔波在理想的道路上,在生活和创作中来回折腾,心中的忧虑从未消失,从未。”分别之际,雨还在下,我问了杨黎一个题外话,你喜欢什么样的人,不喜欢什么样的人。想了想,他轻声说:“我喜欢喜欢我的人,我不喜欢不喜欢我的人。”
 
焦虑50后:阎连科  写不出经典,他们将终身遗憾

    2008年夏,即将召开奥运会的北京城一派盛世景象,阎连科却心事重重。
    他耗时两年创作的长篇小说《风雅颂》在今年第2期的《西部·华语文学》发表后,引来一些不太友好的流言,“有人说这小子是挖我们北大的祖坟,挖我们教育的祖坟”。
    这部小说的出版异常艰难。先是江苏文艺出版社,在签合同的时候因为阎连科的敏感给退了;接着是北京某出版社要出,阎连科也为此做了修改,可后来领导一审查,又提了将近20条意见,其中有两条是小说调子太灰暗、没有正面人物;再后来又给了东方出版社、上海人民出版社,最后到了江苏人民出版社才终于出版”。
    无独有偶。1994年,阎连科的小说《夏日落》遭到组织上的批评,为此他写了很长时间的检查。之后,他的创作就开始了不平静的命运。《日光流年》是业内最叫好的一部,接下来的《坚硬如水》和《受活》争论此起彼伏,直到今天也没有平息。也正因其道德担当以及对中国现实深处的一次次逼视和写作的对峙,而获得广泛尊重和赞赏的阎连科,却并不认为自己的作品太为剑拔弩张和与现实水火不容,他认为自己的作品还太过温和,“没有对现实表达出最真实的惨烈与震撼而心怀遗憾”。一个作家的真诚,促使他要在“愤怒与激情的积累”之后才能写作,这在中国作家中当为一个写作的个案。
    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,阎连科格外冷静,如同一个精准的摆钟,在过去和现在之间,自由来回。和莫言、贾平凹的人生经历相同,从农村走进城市的阎连科,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的一个偏僻小镇——田湖镇。他是家里出生的第四个孩子,上面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。父母都是两眼不识字的农民。“30多年前,在我老家那块偏穷之地,读书有些荒诞、奢侈和异类。那时候,整个社会都沉浸在革命的情绪里,可以饿瘪肚子,不能饱了脑子。因为我大姐常年有病卧床,不能下地劳动,不能到校读书,为了消磨时光,她的床头就总有小说压在枕下。她那块被窗光和油灯照着的床头,就成了我最早的书架和书库。”
    十七八岁时,阎连科读了张抗抗的《分界线》,“这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小说。张凭这篇小说从北大荒被调到了哈尔滨,这对我是一个刺激和启发。当时,逃离土地的愿望是支持我奋斗的动力。”于是,他白天劳动,晚上在煤油灯下写作。“父母完全不知道我在做什么,害怕我得了神经病,但又觉得这件事可能与众不同。从小我们家里晚上八九点钟母亲是要催着熄灯的,怕费油。家里对我最大的支持就是我写到深夜,母亲从来没说我浪费过油。”
    1978年秋,20岁的阎连科应征入伍。不久,他的小说《天麻的故事》的发表“震惊”全团。到1985年,27岁的阎连科已经发表过两个中篇小说。“那时候发表小说跟现在不一样,能迅速在部队成为苗子,不断参加部队的文学创作学习班。当时我还想在仕途上有所发展,但是和别人对比后,发现差别太大,正好有机会,就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上学去了。”
    在军艺期间,阎连科奋笔疾书,发表也一帆风顺。但写着写着,感觉身体不行了。“因为少年时的强度劳动,加上后来长期伏案写作,使我的腰椎和颈椎都有病。早些年,写东西的时候,不是爬在床上,就是用一个特制的写作架和写作椅,或者腰上绑上一个用钢板造的宽大腰带进行写作。不能在桌前写,就趴在床上写,结果又引发颈椎疼痛,最后只好到有生产残疾人设备的机械厂定了一块斜板,稿纸夹在上面,像写毛笔字一样悬肘写作。”
    1991年从军艺毕业后,阎连科每天写作两小时,可以一口气坚持十天左右。“但是,近年写作长篇,还是每年都会犯病。写长篇太耗神,这样就只好一边写作一边看病,很烦恼,这也是写作让我痛苦的原因之一。但是如果不写的话,有时我会更痛苦。”
    离开老家三十年的阎连科,依靠写作在北京建立了家庭和名声,但并未因此而腰缠万贯,有时为了挣钱,弥补一下写小说稿费不足的生活之缺,也会写写剧本。“如果小说的稿费可以填补我家的生活所需,我不会去做电视剧的编剧。电视剧不需要有文学,只需要有娱乐,这是我最讨厌的。同时,写电视剧久了,确实就有可能写不好小说,这是我必须警惕的。”
    《风雅颂》的写作是一次突破,50岁的阎连科希望在以后的创作中继续突破,“突破一切的主义,写出我自己的作品。”当然,他需要突破的,不仅仅是创作。
都市和乡村的彷徨一直困扰着阎连科。作为北京作协的专业作家,阎连科却总觉得自己是异乡人。“这是一个权力中心,是文化的名利场中心,和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关系。我的户口、妻子、孩子和房子都在这里,但心里总是空空荡荡的。”
    曾连续几年,他琢磨着落叶归根,回老家打发余生。“但我家门口的小河已经不在了,后坡的桃花园也没有了,天空一片粉尘。村庄里的年轻人和中壮年都出去打工,只剩下老弱病残,一点人气都没有。当年乡村的诗意、乡村的情谊都不在了。和当年的老朋友无话可说,很多时候大家非常尴尬,包括自己的家人,于是只能划拳喝酒。”
    他为前半生作的总结是:“如此的没有意义,不到20岁便出来闯荡人生,30年的奋斗除了收获一身的疲惫和疾病,就是那些招惹非议的文字。”

       博主:我们接着上期的话题来,看吴怀尧给我们展示的文坛,是不是有更多的反思?曾几何时,我们为伊消得人憔悴,衣带渐宽终不悔,到如今,又有几人还记得“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的感觉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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